随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和经济发展结构的复杂多变,我国企业正在经历关键的转型和升级、新生一代正陆续进入职场、企业管理面临新时代的复杂问题等多重考验,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在中国企业也遭遇了新的挑战。
　　
　　中外先进企业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管理必须深根于时代、环境和文化之中。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管理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能简单地从外部引进。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高效的本土管理者,他们既要深谙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又兼具世界性的管理视野和思维格局。面对这一课题,我们必须提出更适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并从中形成一种既符合中国情境、又能指导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新的管理理论,保障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东西方管理文献综述
　　
　　任何一个管理体系都要具备:管理范畴、管理对象、管理概念、管理哲学、管理方法、管理工具和实践案例等内容[1]。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管理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每种管理方法都要有明确的目标——即创造价值或实现目标。
　　
　　1.东方管理文献综述
　　
　　研究东方管理中不同的管理对象、研究边界,以及其对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等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管理思想学派的具体内容、逻辑与管理环境的关系[2]。东方管理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代典籍、现代中国优秀企业管理实践,提炼所形成的一系列管理思想、理论、方法和制度体系,形成了“道势术法器”,并指导了中国企业的实践活动，它的出现要比以欧美为主的西方管理早得多[3]。在实际应用层面,东方管理实践涵盖三方面内容:明清时期商帮的经营理念;近百年来海外华商管理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企引进外企管理经验本土化和本土管理咨询公司的实践创新。东方管理理论涵盖四主要方面:
　　
　　(1)它涵盖了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提出的治国方略和管理之道;
　　
　　(2)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
　　
　　(3)古代兵书中的管理智慧;
　　
　　(4)中国国学史书中的管理思想。
　　
　　对于这些珍贵的中国文化智慧,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站在时势的高度重新解读,为当代管理提供新的启发和指导。
　　
　　本文所述的东方管理主要指中国管理,东方管理主张将管理分成自我管理、家庭和家族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国家管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位一体,高度统一的思维体系。
　　
　　中国管理思想以现代企业实践为视角,主要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的管理思想为基础,挖掘出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其中,儒家注重伦理文化和个人修为;法家强调规则和制度,根据个体差异和天时地利人和来调整和实施管理方法。
　　
　　1)东方管理的孕育
　　
　　中国古代典籍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智慧,而多有被现代管理思想援引和赋予新意。
　　
　　近代东方管理思想面对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冲击和挑战时,思考和探索本土管理理论和实践过程,旨在借鉴西方管理思想,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这对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学者陈劲将孔茨和罗宾斯分别称为第一、二代管理学体系,把德鲁克称为第三代管理学体系,并提出管理学新范式:领导与计划、运营与创新、资源与能力、治理与控制、变革与发展,指出“企业管理人员的核心职责在于计划和决策,首要能力则是规划能力”[4]。
　　
　　2)当代中国管理的演变与发展
　　
　　当代西方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已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将研究对象主要锁定在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上,组织管理工作的核心在于明确其基本职能和构成元素,即流程和人员,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匹配。这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组织与运行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协调组织目标与成员的期望。
　　
　　当代中国管理学从研究思路和方法概括,大致分为三个流派:全盘西化派、洋为中用派、东方管理学派。从整体上看,它同时兼容或融会了管理1.0(美国管理经验)、管理2.0(日本管理经验)以及管理3.0(中国管理经验)[5]。中国管理经验与泰勒制(机械组织VS简单环境)和丰田制(机械组织VS复杂环境)的最大区别:在于以组织的灵活多变,应对环境的复杂多变。
　　
　　当代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经历了从“管理引进、嫁接”到“中国化改造、管理创新”,即从学习和借鉴到自主创造的发展过程。西方管理理论与研究范式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出现偏差,中国企业界和理论界努力探索新模式、新理论。为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中国管理学者陆续提出了“东方管理”、“管理学在中国”等学术框架,促进了一系列“中国管理理论丛林”的发展[6]。
　　
　　从1976年苏东水《“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讲座以来,中国管理学界开始了不同于西方管理的研究历程。2011年美国管理学学会(AOM)年会主题“西方、东方相会”,标志中西管理学融合发展[7]。管理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解决企业或组织中的问题,达成降本、提质、提效、增利、避风险的目标,给组织发展空间、发展目标、发展希望,实现组织和个人的愿望。
　　
　　3)东方管理特征
　　
　　综合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发现，东方管理具有三大主轴，即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种以“人本观”为指导的“大管理”思想,它强调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谐性、权变性,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的主体和对象都是具体的人,通过协调人际间关系来实现管理目标[8]。以“人本观”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思想在管理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在管理中建立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在管理手段和方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教化的作用,注重治理人心和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这种思想在处理管理中的矛盾和冲突时,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人文性。以人为本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复杂管理需求,因为东方思想均是以道为经,以变为纬,迭代适应复杂环境发展。
　　
　　人本管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协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旨在激发人的潜力、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是管理的核心,管理的目标是激励人。管理的关键在于吸引和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的关键是赢得人心,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促进人的成长。人是管理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也是变化最大的因素。管理的根本任务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激活人的潜能。然而,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时,我们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客观因素,或者否定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因此,管理通常依赖于利益的分配、奖惩制度和激励方法作为主要手段,同时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如集权型或分权型,以促使企业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现代管理越来越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和法制化,但在“治身”和“治心”的冲突中面临挑战,管理的效率通常可以通过“治身”方式来实现,但这有可能以牺牲管理质量和员工素养为代价。因此,在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治身”和“治心”的因素,以实现高质量的管理发展。
　　
　　“依理而变”,即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人力资源占据主动地位,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并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作出实时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涉及组织的变动、计划的调整、人员的更替、工作的变动以及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在变动中保持稳定,同时在稳定中寻求变动,这恰好体现了中国人的阴阳变易之道。只要变动符合合理的原则,与时俱进,就是东方管理的基本特征。正如《易经》所强调的,变是其精髓,它在具体事物中得以体现。明智的人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策略,了解的人会依据世事的变化制定规则。东方管理倡导根据理性和时代的要求进行应变,对于原则、人、事、时、地等各个方面都要灵活变通,以追求合理性。中国文化环境下的领导者通常具备以下特质:善于权变、善于协调、善于推动变革。员工表现为:善于理解和适应,具备情境敏感性、善于调整和妥协。这种变通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不仅被应用于关系和制度的替代中,还被中国人广泛运用于企业伦理、管理沟通等领域。因此,东方管理是强调动态变量的管理,是强调整体协同的管理,其中包括了对未知的预防性控制和超前谋划（庙算多者胜）。
　　
　　4)文化层面研究
　　
　　从管理思维或管理文化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会影响管理方式和流程。管理的“术”可能在不同文化中相似,但管理的“道”会有所不同。这些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包括辩证思维。中国传统思维包括一些关键元素,如道、两元思维(阴阳)、关系元素系统思维(金木水火土)、层级系统思维(道势法术器)等。中国管理思想具有开放的思维方式,不受西方严格的理性主义科学管理和规则观念的束缚。它允许更多的弹性行为,鼓励人们以诚意和正心为出发点做出自身和社会双赢的选择。这种管理思想强调将人置于高于物的位置,鼓励人们从内在动力出发,更容易激发人们的自律和同情心。
　　
　　中国商人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将管理之学的本质定义为“人学”。东方管理之学的基础是个人修身,以实现系统整体的有机相合与稳定和谐。东方管理之学所指的“人”,并不仅仅是物化的“机器人”或“经济人”,更是具有道德、智慧、情义和理想,拥有完整人性的“全面之人”。因此,“人”既是东方管理之学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目标。同样作为中国先进商业文化的代表,“晋商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的东方管理本质。东西方文化差异影响了管理方法[9](见表1),但管理的底层人性和原则在不同文化间基本相同。东方管理从比较东西方的文化和管理方法入手,结合中国传统主流哲学中合理的哲学元素,形成一种历史悠久、内部一致、普遍适用且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系统。这一体系可为国家治理、企业经营、家庭生活和个人修养提供指导和方法[10]。
　　
　　5)哲学层面研究
　　
　　管理的哲学基础在于它的“理念”,在于它的“本”。不论是神本管理、物本管理还是人本管理,它们都有一个先决的共同命题,即厘清为何管理,为谁管理,也就是说,何为管理的价值。
　　
　　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儒道释法。根本经典是《周易》和《道德经》。儒与法,皆以秩序为重心。道与佛,皆是规律,一个客观规律,一个认识规律。东方管理思想的根本是对复杂系统的整体把握和驾驭,即老子说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以和为贵”“以中为用”“无为而治”,成为现代东方管理哲学的研究内容。此外,在东方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上,应提倡“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的有机结合。寻找西方科学管理手段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和生长点,吸收西方科学管理中合理的思想与方法为我所用,以规范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各项法规、制度,使东方管理思想与西方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制度本身中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使这种研究更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国情、企情、民情。
　　
　　6)模型层面研究
　　
　　东方管理模式以东方文化基本原则为主,再结合西方研究文化和科学管理的方法,形成东方管理模式的三维框架(见图1)。东方管理模式下的人文文化具有模糊、人为性、整体性和非规范性特征,从科学管理角度讲,表现为一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所以须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基因,即精确、逻辑、法制、分解、规范特性,构成空间维。其中P是现代管理效益,N为东方文化磁场。P=N(XYZ),二者构成函数关系。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和开发,形成东方管理模式的基本条件。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理论的杰出代表,他综合了早期法家的思想,并以道为基石,融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从而构建了一套早于西方系统管理理论。在法家的理念中,“法”代表制度,但其根源在于“道”;“势”表示趋势、形势,系统的内在动力,领导权威与环境的和谐程度;“术”则代表管理技巧和领导能力。韩非子提出的“法、势、术”治国理念,是中国对全球管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从道、势、法、术、器的管理体系层面来看(见图2),中国在道与势层面拥有丰富的理念和实践,但在具体的法与术层面,与西方相比确实存在一定差距。然而,不能因此就全面否定中国的管理理念和实践,否则将是本末倒置。
　　
　　现实管理中,企业领导通常关注“道”,中高层领导则承担将“道”转化为“法”的责任,然后通过执行层将“法”和“器”付诸实践,这是管理体系的重要职责。因此,中国企业在发展管理体系时需要注重弥补法层面的不足,这不仅是提高管理效能的关键,也是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方向之一。
　　
　　2.西方管理思想综述
　　
　　随着西方管理理论进化,西方管理思想核心开始从“工作”向“人”转变,泰勒时代被称作“考虑工作”的时代,而梅奥主义时期被称作“考虑人”的时代。西方管理学理论呈现出明显的四维特征: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和伦理主义[11]。西方管理思想以唯物主义和科学为论述。所有的管理以科学为主线,将工具与人性进行有机的结合,前期以人为工具论述,后期以人为创造力论述,但以事物的变化为主轴本质没有改变。这些管理思想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1)强调要关心人,而不仅仅是生产;
　　
　　(2)减少管理的僵化程度,适当设计管理弹性,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减少对工时、效率等因素的过分强调，更多地关注人际关系和激励因素，培养自燃型员工;
　　
　　(4)更加注重非逻辑的情感,而不仅仅强调理性的逻辑;
　　
　　(5)除了技术技能,开始关注社交和人际关系技能;
　　
　　(6)鼓励员工自我激励,并通过员工参与化来实现权力平均化。
　　
　　这些变化代表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从着眼于生产和工作,逐渐过渡到考虑员工的需求和人际关系,以提高管理的效力和员工的满意度。西方的现代管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科学管理时代
　　
　　现代管理的最初阶段以科学管理的兴起为标志,由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首倡,其方法强调动作研究、动作分析,以及工业工程(IE)的发展。泰勒第一次纯粹用数理统计应用到管理当中,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形成了科学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管理从自然科学原子论过渡而来,带有将人视为做事或者组织目标实现的“工具化倾向”。这一阶段被称为科学的机械主义阶段,也是唯物主义的阶段。泰勒结论是“科学管理之精华,就是一种大的心理革新”。
　　
　　亨利•法约尔定义了管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行为方式科学化和工作程序标准化的讨论。以此引发,由泰勒、吉尔布雷斯夫妇以及易默生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学,旨在强调行为方式的科学化与工作程序的标准化,因而产生了“动作与时间研究”“工作衡量”“工作评价”“工作程序分析”“表报分析”等一系列专门技术。我们看到,这种唯科学主义的管理思想在西方管理学的数学学派理论得到绝对的体现。该派把管理当作一种数学化的模式与程序的系统,认为管理、组织、计划以及决策既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程序,就一定可用数学符号表达,故管理的关键在于一定数学的模式与程序的确立。
　　
　　2)人性管理时代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把人性管理、人本管理增加了进来,使得现代管理理论变得不反人性了,变得有温度、有热度。德鲁克在为企业管理工作确立了七条基本原则,首要的原则就是:“管理是关于人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发挥最大的集体利益。”[12]基础性管理理论主要研究组织和其中涉及人的问题,旨在通过研究解决组织运作中的挑战,促进组织的进步发展。事实上,西方管理发轫是把人物化和绩效化,但随着工人反抗和罢工的斗争,资本家在法律和工会面前不得不逐渐屈从于“人本管理”,强大的外部约束环境,导致资本家不敢强调“效率”,只能变相强调“效能”。因为“效率”在西方工人看来,就是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和压榨。由于西方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组织的利益和组织的生存发展，导致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故西方罢工总是此起彼伏的。
　　
　　3)精益管理时代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精益生产的推广应用使得科学管理取得巨大突破。大野耐一说丰田生产方式就是丰田的工业工程,丰田生产方式是以消除价值流中浪费为原点,以追求工厂SQCDFM(即安全、质量、成本、交期、财务、士气)最佳为目标,以“JIT”“自働化”和“丰田文化”为支撑的一套管理系统。从人的角度出发,他将东方的文化和人文也融入了管理中。与此同时,艾利•高德拉特博士创建TOC(约束理论)用来聚焦改善生产瓶颈,提升产出能力的实践管理理念是精益生产有益的补充。
　　
　　三、东西方管理之思辨
　　
　　1.对东方管理的质疑
　　
　　当前,中国高校的管理学教科书清一色是西方的,导致部分人的知识或认知缺陷,甚至有人还恶意否定东方管理,如在“中国企业精英联合交流会”(2023年4月)上,针对东方管理提出了如下质疑:
　　
　　1)东方管理理念有些似是而非,不够先进
　　
　　比如:让孩子去读四书五经还是学数理化?生病去找中医还是西医呢?西方科学文化开辟近代商业文明的一些基本准则,即规范性、精确性、分解性、逻辑性和实验性。而东方文明的思维为意会性、模糊性、跨越性和猜测性,难以产生现代管理理性。一些根植于脑海深处的文化因素,在管理落地应用过程中无法因时、因地、因人转化。中国式的管理更加注重面、体,以及对潜规则的运用,执行更多不明朗的管理指令,需要“悟”、揣摩和揣测。
　　
　　2)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不可能在非大工业的情境下被创造出来
　　
　　目前中国的企业管理著作,基本是在西方基础上演绎或阐释。东方管理产生的基础在农业时代,是基于传统低生产力社会,以“安邦定国”为目的管理思想,而非企业式的思想。君权神授,王朝千秋万代是管理核心。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简单理论,是无法指导今天的复杂工业化、商业化社会。近现代的一些重要管理理论,如老四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博弈论)、新四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分形科学)和新新四论(混沌、流变、超循环、动力系统),都是西方提出的[13]。
　　
　　相比之下,中国对现代管理的贡献相对较少。随着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的引入,现代企业虽建立了新的组织形式,施行了新的规章制度,但执行仍然是基于过去传承下来的文化理念与思维方式,导致管理的结果“不伦不类”和四不像。
　　
　　3)家天下皇权思想的环境下,创造不出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体系和管理方法
　　
　　中国旧式管理为什么落后?其重要因素:历经数千年家天下、皇权思想,教育文化落后,禁锢了人们的认知,限制创造出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体系和管理方法。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因为文艺复兴,自由思想取得了科技巨大的改变和进步，才能为生产力的革命带来可能性。
　　
　　2.对东方管理的质疑及其应对
　　
　　1)关于“东方管理理念有些似是而非,不够先进”质疑的回应
　　
　　管理=管好人+理顺事。西方管理学,在结构、流程等“理顺事”方面做得非常完善,甚至有的认为摒弃“人”的管理也能达成目标。东方(中国)管理,重在“管好人”;西方管理学迭代升级,也提出了“企业文化”建设,这跟中国历史故事中那些“管好人”的案例和思想是一致的,都是聚拢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管理具有民族性、历史性,且不断演化,融合传统与现实,不直面传统,就不可能直面现实;不直面现实,也就无法理解传统。东方管理突破有限理性的方法是一种内求的系统方法,具有内生的生态性,而非机械式的操作。东方管理反映了相当强的民族和地域特质,主要体现为:
　　
　　(1)组织结构网络化;
　　
　　(2)组织关系社会化、人情社会化;
　　
　　(3)领导要情、理、法兼顾,保有礼治秩序的特色。
　　
　　这种异于西方突破有限理性的方式，为解决长久以来受有限理性困扰，所导致的一系列管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关于“非工业的情境不可能创造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质疑的回应
　　
　　有句话叫“本立而道生”,只有先有了“本”,才会根据具体的条件产生不同的方法。著名企业家李东生说过,“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14]经过百般磨练总结了不能盲目崇外的宝贵经验后,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开始探寻更为适宜自身且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哲学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结合的管理模式诞生,可谓应时应势,把西方的管理发展合理化然后制度化;把“中国式”管理强调出合理性和弹性,企业也会对此具有高度的可接受性。作为“东方管理”理论的先行者,曾仕强强调“东方管理占领了道法自然的制高点”。从管理哲学来看,管理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西方的管理思想原有的一套管理理念很难直接融入到中国企业的管理运行中,都是经历过中国本土文化的取舍,形成的管理新思想和管理手段，如上世纪80年代国内率先将西方管理引入中国进行实践转化为《3A管理模式》,在中国企业界作为重要管理体系并借鉴。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中国的团队管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可称之为“中国式团队管理”,并在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中广泛践行。
　　
　　3)关于“家天下皇权思想的环境下,创造不出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体系和管理方法”质疑的回应
　　
　　中国历史上重大工程项目管理曾领先世界,如修建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秦道、建设帝王宫殿等,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完全靠人力、畜力的条件下施工,毫无疑问,没有精密的组织和系统的管理是不可能完成的,其中必定蕴含管理学的方法论。《商君书》就是一部很好的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天工开物》记录古代能工巧匠们已制造动力设备及工具并制造出高大轮船通过海河运输大宗物料;秦朝就对质量标准实施管控,西安城墙的每一块砖及兵马俑烧制完工后,都要刻烧制人姓名,以此追溯工程质量,对偷工减料,不合工程要求者,轻者重罚,重者杀头。从建立的质量体系来看,类似于现代质量管理的追溯法。这些均是管理在“法术器”的表现方式。宋元明清朝代皇家办的景德镇官营陶瓷业的管理模式:
　　
　　(1)官府管理;
　　
　　(2)高度规范化管理;
　　
　　(3)重视研究开发,使得瓷器大规模生产并畅销海外。
　　
　　曾公家书关于个人持家的管理方法:“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这就是方法、案例和传承,也是古代的5S的管理思想。近代历史洋务运动之招商局,解放前荣氏家族管理的上海纺织面粉厂,中华文化都会在企业管理上焕发生机,并孕育出巨大的生命力。另外,在疫情期间,中国展现出独特的东方管理做到有条不紊,整齐划一,试问世界哪国可以匹敌?这难道不是最庞大、最复杂、最完美的管理案例吗?
　　
　　遗憾的是明朝总结历史管理经验《永乐大典》却多半毁于战火,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政要》等管理体系,以执政为主,加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重文轻数理,导致工数智元业革命跟不上，使得管理科学必然落后，这也许是留给我们这代从事企业管理者的责任和使命。
　　
　　3.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发展
　　
　　科学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华,没有必要严格对立东西方的管理体系。对东西方管理各自的精华和糟粕做一些扬长避短的工作,综合和优化不同的管理体系的理论和方法,才是现代管理发展的正道。
　　
　　1)西方先进的科学求真精神,是人类长期艰难曲折试错累积探索总结出来的瑰宝
　　
　　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学,只有先学习领会并真正导入科学求真精神,再回过头来在整体、系统、方法层面,借鉴一些中国文化的长处,才有可能弥补西方管理的缺陷,如中国的易经的整体变易思想,孙子兵法的系统思想,以及孔子式儒家和谐治理之道,老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治,才有可能完善管理系统，发展出具有普适性应用价值。
　　
　　2)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深刻影响
　　
　　管理实践以文化为基础,同时受到社会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和习俗的塑造。东方管理的哲学基础包括“人本观、和谐观、中庸观、义利观”。东方管理强调“修己安人”原则,将管理的核心聚焦在“修己”之上,旨在实现“安人”的目标。最佳管理原则涵盖“情、理、法、利”四个要素,即“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齐人、以利驱人”。东方管理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并将管理的最高境界描述为“无为而治”。此外,东方管理学总结出管理成功的基本要素,从管理主体出发,用职位权力和非职位权力施加影响,以管理组织协调人们的活动,以管理文化规范为手段,从而促进顺利实现组织目标。
　　
　　3)深挖文化因素对东方管理的影响,是科学构建东方管理模式的重要基础
　　
　　东方管理根植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博采了道、佛、法等各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至清末,中国的治国模式其实都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保障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中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浸染,而当前中西方思想空前交汇,我们在此背景下谈现代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点、智慧和核心理念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的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柱。管理学与东方哲学的关系,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例:自我修养与领导力、仁爱与关怀、道德与伦理。这些观点表明《中国哲学史》中所阐述的思想，对东方管理学的思考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4)管理风格是各自的文化、区域和企业特性,而管理体系是不同组织或企业各自实践的普适性成果
　　
　　很多管理思想是无国界的,还有很多是有民族特色或者国家特点的。日本的崛起产生了一系列的管理技术和体系,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也摸索了很多管理经验。他们只是研究管理学光谱的一个有限区间,与所有人一样,也必然带着相应的视野和研究局限。
　　
　　管理经验深受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世界观上,还涉及方法论。中西方在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及人价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双方对管理的理解存在分歧。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正本清源、个人修身与循规蹈矩,而西方文化更偏向法治规律、个人至上与突破创新。这种文化差异塑造了东西方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观点与管理学中的效率和生产力密切相关。管理学强调通过合理的组织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从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稻盛和夫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出自王阳明心学。华为用的是西方工具,但华为的思想内核是东方智慧,王道文化,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即焕发团队斗志,集中优势兵力突破。稻盛和夫的管理从“心”出发,最后落实到方法和结果上,是东方文化与西方的贯通契合。德鲁克管理基于“目标与自我控制”的哲学,既看到做事和做人的整体,又注重具体的行动方向和结果,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无意融合。正如威廉•大内指出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不仅证明以无形的信任、情感的微妙性和集体价值观为特征的日本管理方式，更适应现代企业，更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5)东方管理是从人出发,然后朝科学管理方向深入,西方管理从“经济人”假设的角度出发,然后向人性化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管理理念基于农耕文明,以自给自足为主,强调整体伦理、安足和稳定,人治重于法治,注重“管人”,而西方管理理念则基于商业文明,重视契约和法制,法治重于人治,注重“管物”。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西方管理关注事,结果发明了一个又一个管理工具,且过几年就要迭代更新。中国管理起源于治国的统筹、统御思维,体现在经营管理的经营能力和整体管理;现代西方管理起源于生产管理的统计思维,更偏重管理效率。东方管理基础是潜规则,西方的管理基础是契约精神;东方管理关注人、尊重人性,西方管理关注组织和股东利益;东方管理更类似于管理哲学,西方式管理更类似于管理科学;东方管理侧重道(大道无形),西方管理侧重术(工具模型多);东方管理注重人性管理,西方式管理注重目标管理;东方管理注重整体认识,西方管理注重分析解析;东方管理注重主客合一,西方管理注重主客分明;在东方因贤才兼备创造业绩而晋升，在西方因考核KPI而晋升。前者是激发人的内在精神,后者是引导人的欲望。就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而言，东西方的方法论已经高度融合，已开始配合使用，这既是现代管理的需要，也是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看,各国企业管理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从管理文化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管理模式。这意味着相同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模式,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实际应用会有所不同。不同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管理哲学,若直接搬用美国或日本的管理方法来管理中国人可能会遭遇水土不服。从管理工具的角度来看,管理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所谓的“东方管理”和“西方式管理”,实际上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方法的适应性问题。在人类学的视角下，这涉及到管理方法的普适性和文化差异性的问题。
　　
　　6)阴阳转换模型为管理学提供了系统的思维模型
　　
　　东方文化的源头是《易经》的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之理,用阴阳平衡观处理好道与术关系,东方的管理学既能安身、又能安心。东方的理论包含阴阳生成理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人的思维从老祖宗那里就被引导到从整体到局部,这种一、二、三,是从大的整体到局部,是典型的演绎思维。在中国哲学概念里,阴阳指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耦合力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换,是一切事物的始终。可以把“阴”理解为“隐而不见”,是收敛、沉降、被动、静态的;“阳”理解为“显而易见”,是激烈、活跃、主动、动态的。企业管理中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叫做阴阳相对平衡,就是利益机制跟思想工作相对平衡。在企业管理体系中,“显而易见”的是“绩效管理”,“隐而不见”却是企业的根本,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发展,甚至决定存亡,即“文化管理”。只有这种对立和统一,才能引发变化,孕育万物,因此阴阳的对立与统一是一切事物的核心。
　　
　　四、当前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由事实看来,当前的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和数字化前期,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购买力第一的工业大国和消费大国。但客观地讲,迄今为止中国鲜有自己独特的企业管理理论被世界认可,中国企业管理总体水平仍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1.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假设分析
　　
　　在管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实际情况中的变量非常多,被忽略的变量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主要的影响因素。此外,还有许多无法量化的变量,如思想意识、文化、政治、大环境,还有国情、民情、社情、人情等,这些潜在影响因素也被简化和忽略。另外,如果一味地贬低那些尚未得到自然科学意义上“充分经验”支持的思想,并将其视为意识形态,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经典的管理理论发展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演化和利润获取模式的变迁,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到亨利•法约尔的制度管理,再到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管理以及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都集中关注了人性假设这一关键问题。人性假设发展脉络为“机械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理性人”假设→“认知人”假设→“体验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决策人”假设→“文化人”假设→“经营人”假设→“变革人”假设→“信息人”假设→“目标人”假设,都在追求单向的不断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15]。人性假设问题不仅是管理理论的核心议题,也是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
　　
　　西方管理学研究常将管理切割成独立的部分进行分析,忽视了管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这导致了许多不同的管理流派,每个流派都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侧重于不同管理方面,未能充分揭示管理的真正本质。这种分散的管理研究思路使得西方管理学存在多种流派的情况,却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理论来相互解释这些流派。尽管西方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问题研究趋势逐渐多元化，但仍存在一些抽象性、片面性和静态性的问题，有时对人性的理解过于物质化、技术化和生理化。因此，全面理解和深入分析人性问题仍是一个挑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和细致探讨。
　　
　　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员工的人文关怀和个人发展,他们重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和道德品质。与此不同,西方企业管理中,管理者更倾向于将员工视为经济资源和执行者,强调完成任务和达到目标。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风格和以物为本的管理风格,是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学科,而不能以物为本。这就是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根本区别。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和员工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管理主体,那么就可能导致对管理主体的忽视。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对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西学东渐在中国企业中的问题,缺乏深度发掘和系统梳理
　　
　　1)研究的结论缺陷
　　
　　目前国内的学者研究结论,概括起来有“理念模型派”、“观念诠释派”、“观点罗列派”和“应用原则派”等[16],对管理现象研究多,对本质规律研究少。当前研究结论往往是关于某一时段管理现象的静态局部描述,“统计假设检验”或“复杂系统决策模型”方式进行局部研究,未能揭示组织管理的动态变化规律,其本质上是西方管理理论的简单延续,依然停留在量化领域中探究。可能会导致管理者过于依赖理论和模型,忽视实际情况和灵活性;在决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方面可能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造成团队内部的分歧和冲突;更会忽视理论的指导和创新的可能性,限制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事实上,对流程化和制度化过度依赖,忽视了文化的背景;效率的追求忽略了人心的塑造,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旨趣相违背。
　　
　　2)“缺乏实质性研究”,对实际问题的实用性研究有待考量
　　
　　现有的中国管理学理论模式研究,绝大部分是将现有系统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往社会问题上直接套用,而关于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人性、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缺乏实质性研究。西方管理学将管理划分为不同独立部分进行研究,但未充分考虑他国独特文化和特殊背景,导致难以形成整体性体系。实际中,许多中国企业试图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获取智慧来解决当今问题,而这种方法已引起国际管理学界的关注[17]。尽管如此,目前西方管理学的概念体系仍被普遍视为管理学的主导范式,而其他国家的管理学思想往往被视作是西方管理学的“附庸”。
　　
　　3)缺少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在“多重历史逻辑大跨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正朝着科学规范化的方向迈进,科学实践精神与科学创新方法不容忽视。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受到了欧美管理学研究的“路径依赖性”和“主流垄断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急于实现“国际化跃进”并奉行“量化数值”绩效评估的趋势,误认为方法严谨就是研究的科学性,进而严重制约了独立思考以及发现管理实践逻辑背后规律的能力[18]。这种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研究往往忽视了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以及实证研究对于理论逻辑发展的支持作用。
　　
　　(2)出现了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方法而方法、为了模型而模型、为了定量而定量的趋势，导致理论研究逐渐脱离了现实管理实践的导向，盲目地寻求所谓“高精尖”的学术成果。
　　
　　为了改变这一趋势,中国的管理学需要摆脱对西方案例教育的片面依赖,因为西方的案例教育在缺乏坚实理论基础的情况下难以解决复杂多变的管理问题。相反,中国管理学应该更注重构建自身的科学理论框架,并将研究与实际管理实践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4)研究的前提缺陷
　　
　　西方管理学也存在缺陷,拷贝式的移植于我国企业,必然会带来巨大损失。缺乏对管理终极价值和目标的深刻思考,一味地强调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和科学工具理性,将提高效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视为管理的终极目标,会导致组织变成冰冷的“机器”。如果管理者没有清晰地定义组织的价值和目标,员工就很难理解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难以全力以赴地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错位，无法有效地实现目标；更会导致策略的不清晰。管理终极价值和目标决定了组织的战略方向和行动计划。如果管理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地制定明确的策略，那么组织的行动就会缺乏统一性和一致性，容易产生冲突和混乱。
　　
　　编辑：Har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