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商学院的管理研究落后。目前的管理学教科书基本上是一个“大杂烩”,很难解决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对象的复杂性和管理环境的多变性。明茨伯格在《管理者而非MBA》中写到:“学校教室和企业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19]徐淑英说“我们观察到现在的商学院的研究,其实停留在20世纪的问题上,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大大滞后于管理实践的成果,管理方法基本上即处于上个世纪的工业化时代,与如今信息化时代不相适应,需要现代化,需要研究21世纪的问题和创造21世纪需要的知识。”“理论是学者根据对一定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归纳而提出的”,而“现实的社会是不断在变动的”。工具本身就是提升效率的“预设模块”,而“预设模块”本身就是要适配其应用的背景或环境。此类观点说明了我国的商学院管理发展的单一性和滞后性。因为管理无处不在,相较于生活实践,课堂所学对于实践管理仍有很大的差距。
　　
　　6）西方管理理论在其本质上注重专业化知识,以揭示组织的运作方式,但在解释实际情况方面存在不足。现行的西方管理理论,包括以纯粹理性和单一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管理,无法全面解释中国企业在特定生存环境下的复杂性。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解决了个别具体工作的操作效率问题,但没有涉及整体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方面。而亨利•法约尔的职能说明了管理应该完成什么任务,但未深入探讨管理的本质。因此,现行的西方管理理论需要更多的文化视角和更全面的方法,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多样化的组织环境和挑战。这将促使对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以更好地解释和应对不同文化和国家的管理实践。西方管理强调人的行为的“效能”,但却不问人行为本身的“意义”;它强调人的行为是一种外在的“手段”,但无视人的行为有其自身内在的“目的”。因此,西方的管理学说是“体”“用”分离、见“用”忘“体”,是一种“无根的管理学”。这种实用主义的管理学,在西方近代管理学之父泰勒的管理学说里曾得以最充分的体现。在泰勒的学说里,管理活动的宗旨仅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被管理者的“人”已成为获取更多利润而高效运转的一架无灵魂的机器,“人”已经完全遗失和辨认不出“自己”了。
　　
　　7）西方管理工具方法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使用时有一定局限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管理方法的选择需要考虑具体条件和文化背景。西式管理工具如波士顿矩阵、阿米巴、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等可能在标准条件下有效,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可能无法发挥出最佳效果。东方管理更加注重内心力量和灵活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应对。任何管理方法都需要根据特定条件和整体配合来选择,多种方法的组合使用才能达到最佳管理效果。西方管理学,对企业的高层来说,仅仅是一个借鉴,如果指望企业管理者治国理政,那是教条主义。
　　
　　8）西方管理强调数字化量化工具,但过度使用可能扭曲、背离人性。借鉴西方管理方法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将管理工具看作为服务人的工具,而不是人屈从于工具。西方管理通常以数字化为核心,以组织为结构,通过绩效考核来激发员工积极性,同时采用精细化管理来提高效率。然而,这些方法可能会带来问题,尤其是当过度使用时,例如,把人当成工具在使用,人成为“机械人”。过度强调制度和流程会抑制员工内在的工作激情,导致管理变得僵化,这是西方管理模式的致命缺陷之一。管理工具都有前提条件和假设,但外部条件总是变化的,所以管理工具需要不断打补丁和更新迭代。泰勒的科学化管理,不是机械管理。毕竟人不是机械,对泰勒的科学管理进行升级,就是取其管理智慧之长,弥补其短。管理的核心,是安排人完成任务,与其它部门沟通,达成目标。管理最难的是与人打交道,而东方管理智慧的优势就在注重和优化人际关系。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西方管理缺失的管理能动性和灵活性,东方管理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在美国科学管理盛行期间,管理理念不断发展,从科学管理到管理科学,从经验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变得越来越精细和理性化。然而,这种理性化技术的背后缺乏对信仰、情感和心理需求的关注。许多人将科学管理解释为理性至上的技术,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支撑因素。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许多经理人只关注数据报表和指标,而忽视了对人的内心活动的关注。因此,现实经营管理中的方案和措施往往只关注可见的量化指标,如市场占有率、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而忽视了人的需求这些隐形因素。
　　
　　五、东方管理实践与方法论构建
　　
　　中国有许多正在崭露头角的世界级企业,尽管如此,国内尚未形成相应的世界级管理理论。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现代管理学领域进行有深度的管理思考。我们的管理学研究需要在理论层面有坚实的基础,同时避免过度理论化或过度依赖个案经验。为了实现中国管理学的真正价值,我们需要秉持“顶天立地”的精神。“顶天”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全球优秀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为国际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立地”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应基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深入探究东方管理实践的独特性。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构建现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提升东方管理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我们旨在建立一个既能指导中国实际管理实践,又具有全球通用性的理论框架,为企业管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1.中国本土管理实践
　　
　　管理创新,短期看实践,中期看经济,长期看规律。管理科学是一门从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它由一系列管理理论、职能、原则、形式、方法和制度等要素组成,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领域融合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元素,形成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领域。在管理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不同文化背景,跨越各层次的研究视角,考虑多情境、全过程的管理过程,运用多样的研究方法,同时密切结合东方管理实践,以弥补西方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不适之处。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应该根植于实际管理实践,通过解释和引导实践来不断提升。因此,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而应该更广泛地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管理。这是因为管理科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属性,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管理问题。此外,管理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人类心理等多个方面,其研究对象应该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各个学科领域。管理科学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领域,而是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和研究管理现象。
　　
　　中国的文化、制度、历史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制度、历史环境差别巨大,汲取管理智慧、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创新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但是从流程上就可以总结归纳为三个流程:思想上产生冲突、制度实现突破、方法上产生替代,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创新的流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无到有,从认识到认知,从认知到创新的过程。然而管理创新必须符合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符合管理学的基本逻辑。任何放弃中国管理传统之根,谈所谓中国管理模式的构造和创新,侈谈提高管理水平的做法,都可能是缘木求鱼或者是隔靴搔痒。
　　
　　针对中国国情,许多管理学者和企业家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以下是笔者收集的有关东方管理理论分类表,为走出国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见表2)。
　　

        
　　2.构建东方管理方法论
　　
　　东方管理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卓越管理实践的原则和规律,助力企业更好地分析和处理管理问题,审视过去、认识现在,并预测未来,以理解管理实践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趋势,并为管理行为提供指导。管理实践研究的任务包括识别、解释和预测管理现象,认识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趋势,以及揭示成功管理模式的背后原理与规律,构建管理理论,并通过实践验证和指导管理发展。
　　
　　1）掌握本质的认识论
　　
　　中国的管理学者需要借鉴先哲的智慧,并融入中国特有的元素,以适应中国的实际管理情况。科学管理的核心在于应对和逐步简化复杂性。毛泽东在其著作《实践论》中强调了真正的认知任务:通过感知进入思维,深入理解事物的内在矛盾和规律,以及各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最终达成理性的认知。《实践论》突显了实践和理论的互动过程,即由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实践又反过来丰富理论(见图3)。管理学的本土化,即融入中国的特色,是构建管理学东方学派的基础和核心,这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超越和发展,包括形成中国的管理科学思想、体系、工具和方法。在管理实践中,对管理规律和本质的深入探索一直是推动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2）东方管理体系结构图
　　
　　管理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实践。构建中国管理体系(见图4),需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浅尝辄止。创建中国的世界级领先企业,开拓中国的世界级领先管理思想,对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成长和强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在分析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本质时,需要探究东方管理的核心问题、独创性和发展脉络。同时,研究还应包括文化、时代、趋势和脉络等多个方面,单纯强调文化因素是不够的。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成熟和消亡的过程,西方管理的管理思想和工具不可能一直长盛不衰,而此时东方经济崛起,管理实践已屡经蝉蜕,越来越引起国外的关注，笔者根据在企业的实践提出以下东方管理学体系结构图,是道、势、法、术、器的底层逻辑。
　　
　　3）C7循环理论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由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互作用构成。五行理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笔者认为五行可涵盖五家(儒、道、法、兵、墨)思想(见图5),笔者提出了五个C关键管理职能,即决策(C1土)、领导(C2金)、应变(C3水)、人才(C4木)、创新(C5火),最后再回到决策(C1),这五个功能刚好对应五行的功能,而C6循环和C7变化体现了一种阴阳的动态平衡。
　　
　　中国管理的C模式将道家的决策和战略管理作为核心,综合了儒家的沟通协调、兵家的合作竞争、法家的组织领导、墨家的创新改良、禅宗的超越、易经的融合转化等主要方面。这种模式重新审视、联系和整合了西方管理工具体系,引发了管理技术的变革,形成了“人力资本—知识管理—效益”的增长模式,实现了管理体系的内生增长,将组织的“情、智、财”有机结合在一起。
　　
　　4）和合管理模式
　　
　　每一种管理实践都需要综合运用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同时汲取中国传统管理实践中的思想和策略,不可偏废。完全照搬西方管理理论或方法,而忽视中国文化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深刻影响,可能导致僵硬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从而引发员工的消极工作态度等问题。因此,综合考虑西方和东方的管理智慧,将有助于实现更全面、灵活、以人为本的管理实践。这里值得复述的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就是道、势、法、术、器中的势,传统和谐思想的精髓就是在承认差异甚至矛盾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整体与个体相辅相成,发挥着各自的功能,进而促进变化和发展,实现“和合管理”(见图6)。
　　
　　5）“人为为人”原则
　　
　　管理理论源自管理实践,旨在揭示管理活动中的普遍规律和因果关系,解决问题和做出明智决策。现代西方组织的标准化劳动流程和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都基于劳动分工原则,强调合作与效率。这表明管理注重人的因素和对人的影响,是“人为为人”的行为过程(见图7)。东方管理注重立意高远,济世治邦,护国安民,学而优则仕。构建“本土管理”的最好办法是深入到具体的管理实践,即表达本土管理的“东方经验”,探寻背后的“东方逻辑”,而中国管理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东方经验”的核心。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经验”和“个人知识”接近于一种“近经验”,即从“个体”或“小群体”的视角对特定对象进行的“主位研究”。因此管理学应当首先把人和事作为研究对象,符合当地文化背景,推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融合传统与现代,发展高境界和大视野的管理哲学,为管理实践提供有效的方法。现代管理实践需要综合人、事和物的研究对象,兼顾师承、地域和职能,借鉴西方管理学派的经验,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同时注重客观描述和价值判断,服务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员工的全面成长。
　　
　　6）道、势、法、术、器的运营系统
　　
　　中国的管理思想集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之大成,“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上善若水,几于道。这是规律,是战略。“道法术器”是按照从高到低、从笼统到具体的层级排序的。管理有“道、势、法、术、器”五个方面,也就是“管理思想、管理策略、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和管理工具”。东方管理的重要途径,就是以道驭术,以中国的道驾驭西方的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道,这些道可以把西方的术看得更清楚。孙子兵法的体系论包含了道、天、地、将、法（见图8）就是道、势、法、术、器在特定领域的使用,全释企业经营的真理和规律,涵盖企业经营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在管理实践中的转型时期,中国管理理念融合了古代智慧,如“和为贵”和“无为而治”,以塑造管理者素质,倡导“恭、宽、信、敏、惠”和“智、信、仁、勇、严”等价值观。同时,中国管理也秉持科学管理原则,兼顾人文伦理与科学理性,以全面的制度框架和人性化方法,构建普世性的管理方法与工具,为管理界贡献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六、结论与启示
　　
　　现代管理研究的发展和完善,再次需要“西天取经”的精神,需要摒弃孤立的思维、静止的思维,整合各种有益的思想,将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相融合,以创新的方式适应实际应用和推动管理哲学的进步。未来的管理研究成果应能得到管理实践者的认同,注重实践的基础,超越经验的束缚,提升理论的高度,为现有的管理理论带来革新性的突破。实现“实践本土化,理论全球化”的目标需要管理实践者和学者的紧密合作。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管理知识,深入探索管理实践的本质,并建立创新性的管理理论。同时,我们还需要采取规范化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国际上的管理学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以促进学术交流和理论的发展。
　　
　　1）现代管理研究应当积极吸纳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并将它们有机地融入管理实践中。在管理学领域,可以从经济学、心理学、工程学、社会学等学科中获取智慧,以便获得更全面的管理知识。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都受到时空的制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当下的管理需求。管理学应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告诉人们如何做,还必须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它应促使理论联系实际,总结成功经验,并推广适合中国情境的现代管理思想。
　　
　　2）现代管理研究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管理理论,并结合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变化加以创新。例如,传统的管理理论注重组织结构和层级,而现代管理研究则更加关注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多元化的组织形式。中国管理从“人”出发,逻辑模型为“道、势、法、术、器”,是一种纵向思维;西方管理从“科学”出发,逻辑模型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是一种横向思维。但西方管理科学经过百余年实践,发现了很多问题,不断打补丁,当前已经开始回归到东方的人性本源。东方管理科学在“道”的指引下,不断吸收世界各地的科学管理,将东方的纵向思维和西方横向思维的有机结合,最终或许将形成独特的东方管理方法论。管理应当包括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本,注重实体、事务和资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融合情感、理性和法律,将势、法和术有机结合,平衡规范性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逻辑和实践应用的学科体系。
　　
　　3）东方管理研究的根基在大中华区企业,必须总结大中华区企业的共同特性,将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提炼和概括到理论研究中,但必须以现代语言解释中国管理模式。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灵魂在文化,必须发掘和分析传统管理思想,形成创新性管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从尊重中国传统、扎根管理实践、聚焦管理真问题、实现中国价值的前提出发,做到对当代世界管理科学的兼容和发展。
　　
　　总之,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的管理方式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和发展。我们需要将传统优良的管理思想和现在科学管理相结合,引入更多现代管理思想和成功企业的优秀管理实践,以打造出适应中国企业发展的独特管理体系。我们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争创新思维,同时我们需要以对企业使命和责任的崇高敬畏为指导,关注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关心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不断努力实现新时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建东方管理新体系要勇于创新,勇于突破,勇于实践,才能承担起中企走向和引领世界向前发展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构筑中国管理之基[J].经济管理,2021,43(09):5-15.
　　
　　[2] TSUI A S.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3, 21(4):491-513.

        [3]吕力,田勰,方竹青.双重压力下的主流管理学及IACMR:问题与反思[J].管理学报,2017,14(04):511-518.
　　
　　[4] CHENG J L C. 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implications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J].Management science ,2022,40:162-168.　　

        [5]齐善鸿,李亮,张党珠.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管理的本质——对《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的回应[J].管理学报,2015,12(06):781-788.
　　
　　[6] J IA L,YOU S,DU Y.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research:A three-decade review[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22,8(1):173-209.　　

       [7]李宝元,董青,仇勇.中国管理学研究:大历史跨越中的逻辑困局——相关文献的一个整合性评论[J].管理世业界参考www.dc-se.com数智元2024年6月24总第4期业界参考www.dc-se.comDigitalintelligenceinception界,2017,12(07):157-169.
　　
　　[8]谭力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6(01):79-86.
　　
　　[9]盛昭瀚,于景元.复杂系统管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新领域[J].管理世界,2021,37(06):36-50.
　　
　　[10]白毅.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理论的现代糅合[J].求索,2020,27(06):85-86.
　　
　　[11]曹祖毅,伊真真,谭力文.回顾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基于“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探讨[J].管理学报,2021,12(03):322-331.
　　
　　[12]谭力文,宋晟欣.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分析与再思考[J].管理学报,2021,12(07):962-968.
　　
　　[13]辛杰.反思与回归:中国管理研究学者的定位与关怀[J].东岳论丛,2022,35(10):149-154.
　　
　　[14]苏勇,段雅婧.当西方遇见东方:东方管理理论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12):3-18.
　　
　　[15]张志鑫,钱晨.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11):1-14.
　　
　　[16]盛昭瀚.扎根中国实践是我国管理学研究的优良品格[J].管理工程学报,2023,38(02):1-7.
　　
　　[17]盛昭瀚,薛小龙,安实.构建中国特色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J].管理世界,2019,35(04):2-16.
　　
　　[18]郭春晓.“和而不同”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创新发展与时代价值[J].东岳论丛,2021,42(04):75-81.
　　
　　[19]崔新健,欧阳慧敏.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展、差距和策略[J].经济学动态,2020,36(05):28-40.
　　
　　[20]黎红雷.儒家商道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19.
　　
　　作者简介
　　
　　董鹏（1980-),男,汉族,陕西西安人,工商管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东方管理。
　　
　　杜必慎（1968-),男,汉族,福建厦门人,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心性功夫与人生战略。
　　
　　李成琴（1982-),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工商管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东方管理。
　　
　　王碧波（1989-),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人才学与劳动科学。
　　
　　编辑：Harris